梅爾·吉布森沉寂十年，攜二戰力作重出江湖，以一部《血戰鋼鋸嶺》震驚好萊塢，這位年近耄耋的老者依然是當年的鋼鐵硬漢。

再看梅爾·吉布森的電影，就像重訪腦海中的故土，我們把對梅爾·吉布森的印象從記憶的儲藏室中翻出來，一幀一幀的摩挲，與沖繩島上的這場血戰前后印證，站在我們眼前的還是那個高喊“FREEDOM”的威廉·華萊士——一部電影成了一位蟄伏多年的導演的重生宣言。

這部電影與其說是以戰爭為主題，不如說是以戰爭為背景，以血腥的底色凸顯極端環境下的人性。

自有聲電影問世以后，好萊塢對實感近乎偏執地追求，改寫了全球的觀影標準，也讓好萊塢后來居上，遠超歐洲同行。梅爾·吉布森更是擅長用暴力和血腥表現戰場的實感和戰爭的殘酷：美軍戰列艦406毫米主炮的轟鳴，勃朗寧重機槍的子彈呼嘯，M4坦克的陣陣碾壓，還有迸飛的殘肢，爆裂的人頭……絞肉機般的鋼鋸嶺成了人間地獄，與它極端對立的正是主人公戴斯蒙德·道斯的醫者仁心。

道斯執念般的宗教信仰讓他遠離武器，醫生的職責讓他作為軍人走上戰場，內心的道德掙扎，戰友及長官的指責，在血與火的戰場還要保持冷靜，種種矛盾交織在一起，使劇情更富戲劇性。為了使觀眾諒解和信服，梅爾·吉布森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來講述道斯的成長故事：經歷過一戰、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和幸存者負罪感的父親，飽受家暴、默默忍受的母親，成為道斯拒絕殺戮的強大信仰來源。

在戰場上，道斯的信仰外化為整部電影中最燃的一句臺詞：“讓我再救一個”，他不摧的信念寄托于硝煙彌漫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件道具——《圣經》。銀屏上，安德魯·加菲爾德不再是超凡的蜘蛛俠，他拯救的對象從整個世界縮小為75名美國軍人的生命。他卸掉蓋世英雄的光環，身上卻閃耀著不滅的人性之光。戰爭和宗教的對立，暴力和人性的抗衡，道斯用人的最基本對抗臻于極致的殘酷和復雜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早期，個人化制作電影的黃金時代被《星球大戰》終結后，電影工業把注意力轉向高預算、高特效的大片，追求視覺沖擊的技術潮流席卷全球票房。梅爾·吉布森卻在技術和故事之間找到了平衡，他把尖端的電影制作技術與簡單而有力的故事糅合在一起，詮釋了大片時代的另類英雄。

戰爭是政治的極端形式，利益是權衡政治得失的唯一標準。十九世紀英國保守黨領袖本杰明·迪斯雷利說：“沒有永恒的敵人，沒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”戰爭中的生死只在子彈劃過的一瞬，生命的消逝也只是政客博弈的一個數字。梅爾·吉布森把戰爭的焦點從指揮部轉移到戰壕，轉移到一個個鮮活的生命，他的鏡頭充滿終極關懷，在他的鏡下，真正永恒不滅的是人性。當道斯從鋼鋸嶺上被吊下，他的身體也化成了一座人性之嶺，觀眾對這種另類英雄的肯定，也正是梅爾·吉布森最感欣慰的人性回歸。